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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子银行近几年才在中国发展起来的。由于中国资本市场并未完全对外开放，金融危机对国内金融市场的影响并不是太大。但为了应对危机，我国推出了“四万亿”的刺激政策，短短几年间就新增了30多万亿的信贷。之后为控制资产价格膨胀、压缩过快的投资，又实施了稳健的货币政策。之前的信贷投放对应着大量的固定资产投资，这在之后产生了持续的融资需求。由于融资需求无法得到满足，遂只能转向其他渠道，其中之一就是以信托公司为主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即“影子银行”。

　　与其他国家“受人之托、替人理财”的信托不同，我国的信托公司扮演的是“准银行”的角色，其主要业务就是为各种投资项目筹集资金。根据统计，在2009年，以信托为主的非银行金融机构为实体经济提供的债务融资仅有1.4万亿，到2013年底，融资的规模上升到近9.2万亿。如果没有危机后的急速信贷膨胀和随后的信贷收缩，信托业不太可能获得如此之快的“大发展”。

　　去年以来，又出现了以提供流动性为主要目的的“影子银行”——这就是以余额宝为典型代表的所谓“互联网金融”。余额宝之所以能够迅速膨胀，一方面是因为去年以来的“钱荒”，另一方面，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我国的法定存款准备金制度。按照这个制度，保险公司、小贷公司、金融控股公司以外的银行同业存款不用缴纳法定准备金，其余均须缴纳高达20%左右的准备金。于是，通过将一般性的银行存款转变为银行同业存款，余额宝“解放”了20%被锁定在央行资产负债表上的存款。

　　和美国的影子银行体系已经过了初级阶段、是金融市场高度发达的产物不同，中国的影子银行体系是通过各种财富管理产品或其他存款之外的融资方式获取资金，然后用于合法的非银行信贷或违法非银行信贷的机构和活动。国内影子银行体系的源起，更多地与利率管制、信贷规模控制等金融压抑有关：存款利率上限没有放开，导致资金从商业银行脱媒；信贷指标控制，导致非银行信贷充斥市场，而其资金来源正是各类财富管理产品资金。

　　于是，我们看到的结果就是：一方面是各方面都符合监管要求、严格被约束在银行监管框架之内的“整齐方阵”——商业银行体系；另一方面，不受银行监管标准约束的影子银行体系异常活跃——用各种市场化的金融工具（财富管理产品）融资、然后通过与信托机构合作等方式发放贷款。中国的影子银行体系不存在复杂的金融衍生品，目前以金融脱媒和监管套利为主要特征。

　　自2011年温州民间借贷危机爆发以来，中国监管高层重视影子银行的监管，以避免系统性风险在没有实现完全的混业经营框架之际，为减少监管套利，及时“捕捉”影子银行体系的潜在风险，当前国内影子银行体系的监管思路很简单：谁的孩子谁抱走。也就是说，银行、保险、证券等监管主体依然在机构监管的框架内，各自监管该领域机构从事的影子银行活动，防范风险并按原有框架负责行事。之所以这样做，主要原因是中国没有统一的、类似日本的《金融商品交易法》，2012年新修订的《证券投资基金法》也没有执行到位，无法在统一的框架内约束影子银行体系，目前只能基于原有的机构监管框架进行监管。